早上8点半，XP发来短信并托其老公来电：坐火车N554回湖南老家，被困百石渡，无水无粮16个小时，快撑不下去了。

 

我的第一反应：还能退回来吗？

 

然后就是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但我的朋友均不在新闻第一线，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抱料。拨打了《南都》和《广州日报》，广州日报报料电话的接线员态度好差阿！我急着说了两句“报料报料”，她就不耐烦了，声音很大“你说啊！”我也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你的态度好差！我不跟你说！”挂断电话，继续拨，这回上来一个还是女声，但温柔许多，我怀疑是同一个人呢。

 

赶紧看新闻，原来很多火车、汽车因暴风雨停开，竟然有人徒步沿铁路线、公路线投亲或者寻亲。世界发展到今天，还要靠人力来斗争老天，唏嘘乎！

 

坐在大梅沙的雅兰酒店，望着窗外铁灰色的大海，胡乱想了很久。

 

我和老公从结婚第一年起就选择每两年回老家一次的方式，因为春节回家的确比较难，也因为不想每年的春节都过的一模一样。

 

几乎每一年回家，我们都选择大年三十或者年初一，原来坐火车，后来坐飞机，大年初一往往有折扣。

 

家里人也抱怨，我们就向他们解释，慢慢就接受了习惯了。

 

这就是用“另类思维”来减少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的办法吧。

 

当然有人觉得，冒着大风大学回家，赶在年三十和家人团聚，是什么都换不到的幸福。

 

这是习俗的力量，与每个人成长的环境有关。

 

往大里说，这还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呢。

 

在火车站，我看到席地而卧的人们。他们盖着被子，抽烟或者聊天，脸上竟是惬意和幸福。

 

也许这是人们对抗困境的能力——在不方便中求方便，在险生存中求生存。

 

老公感慨：我的工地上招不到工人，人人都要这个时候回家，回不了家宁愿在车站睡地板也不愿回工棚。

 

对他们，也许这种不平凡的经历反而是一年碌碌劳作的一个释放吧。

 

住在酒店里的我，怎能奢望去阐释他们的选择？

 

夜色来临，在工地上忙碌了半天的老公快要回来了吧，回来又要说我：“你啊，你懂什么！”

（XY布置的题目，要求个性化回答，500字）

 

我的硕士论文是定量研究。发了1000份问卷，画了若干图表。我理科出身，知道定量研究“好发文章”，上台作报告图表花花绿绿很有说服力，听众不打瞌睡。但是做博士研究，我想也没想就选了定性——因为我对人感兴趣，对个体经历感兴趣，对人如何适应或把握社会感兴趣——说白了吧，我就是喜欢那种两个人、三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的感觉，而且聊的还都是性啊、爱啊这些话题。没有定性研究这面大旗，谁睬你呢？

 

要了解一个人，除了和她生活在一起，最便捷的途径就是聊天了，特别是你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有了一定的聊天经验之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一个一个生动有趣，过目难忘，更别提交心交肺地交谈。我很不喜欢的一个问题是：“那你怎么知道她告诉你的都是真的？”什么叫真的？是她说的每一件事情的原委，还是她所下的每一个结论的对错？我只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我那些？她关心什么在意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在这些过程中的挣扎和得着是什么？她哪里打动了我？为什么我会为她打动？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这些会不会影响到她的论述？……就这样，在一个一个的故事里，有她，也有我的影子，我和我的访谈对象一起走着。在回忆里，这是一个多美好的旅程！

 定性研究满足我对人的兴趣，也让我看到自己的成长。它一直都在变，需要我的全情付出。你总是爱上自己的付出，对吗？

 

 

慢慢地，开会不再成为负担——不太再上台之前担心自己能讲出什么，只需要控制好时间，不要讲到一半就给主持人截断。

 

在国内开过两次会，就成了熟脸，说起来圈子还是真的小，世界就是由那几个人组成的。

 

这一次是住得最好、吃得最好、玩得最好、见得人最多的一次会议。

 

住在山上的小木屋，居然有一个小小会客厅，一张巨大无比的床，一个阁楼——可以住人的阁楼，巨大无比的阳台，可以看到海。

 

吃饭的地方也是木结构，楼外是峭壁和人造小瀑布，有氤氲的水汽，像是温泉。

 

开会的三百多人，凡是听说过名字的大头头都来了，还有无数小荷尖。

 

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踢馆的女子，我会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提到她。

 

晚上和姗姗、丁丁糖、June、燕子、James,裴军运，还有燕子的朋友李晔一起泡吧。先后去了本色、夜色、芝加哥三个地方，最后以我的最爱——洗脚——告终。

 

洗脚房的小姐不断问James:

 

"你的中国话讲的这么好，在中国住了好多年了阿？”-“要是从我第一次来中国算，20年了”

 

“你家里人都会讲中国话？”-“都会。”

 

“你教他们的？”-“不，他们教我的。”

 

”啊，你老婆是中国人啊？怪不得。深圳人？“——”不是，上海人。“

 

“那你小孩长得一定很漂亮。”—— “她很可爱的。“

 

“你小孩不用学英语了阿，不用老师教了，你可以教她。”—— “是啊，我教的。”

 

“你小孩是长得像你这么白呢，还是没有你白？”——“啊？”

 

“你老婆是中国的，肯定没有你白，你小孩又像你又像她，可能没你白。”——“不，我妻子还是属于比较白的那，所以，我小孩还是很白。”

 

“你们国家的人都那么白，你们国家的女的都不用搽粉了阿。”——“啊？”

 

“他们只要搽一点点口红就行了。”——“也许吧。”

 

“那黑人要不要搽粉呢？”——“？”

 

……

 

嘿嘿，我可能永远也成不了所谓的“性学家”了，你看，我开了三天会，最深的印象还是生活里的那一点小小的喜剧成分。

这帮人聚的还真勤。

 

（忙忙忙！为了不值钱的芝麻小事——注：某人语，忙得屁滚尿流！还是贴文放松，自我慰籍一下！）

 

 

文-裴谕新  《时尚健康》女士版2008年1月号专栏

 

美国CBS电视台的金牌喜剧“好汉两个半”， 这些天占据了星空卫视的晚11点档。加上广告每集也只有半小时，可两个单身男人加一个半大小子却很有看头。

 

有一集讲的是花花公子伯父查理，和女人的关系总是从第一次约会就上床，第一次上床就把女人弄高潮开始。总是被批评太肤浅，查理决定变一变。所以当他机缘巧合邂逅一个金发尤物而居然没把她立刻弄上床时，查理欣喜地宣告自己进入严肃认真的情感新纪元。危机发生在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第一次上床（终于），她居然没有大喊大叫，泪流满面，或者如痴如狂。简言之，她没有性高潮，虽然她一再表示说很好，她很享受。不管她怎么解释，一向自信的查理自己可受不了，他居然就一蹶不振——不管心理上还是生理上。

 

这样的故事能够发生在中国吗？也许没那么夸张，但男人因为不能“给予”女人性快乐或者性高潮所产生的挫败感，女人往往不那么理解。就像我的一个访谈对象所说的：“最恨他上来什么也不说。”缺少沟通交流的性，男人的动作再大，也得不到女人的欢心，因为她感觉他只是想要“索取”。这个时候如果男人又冀望看到女人的“高潮表现”，那可不就是像西方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高潮成了一种强迫症。你明明没有“给到”，还要人家做出“收到”的信息，这不是强人所难是什么。

 

换在《金瓶梅》时代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你看看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再加上外面偷，那些女人们“爹爹，爹爹”叫的多么欢。于是乎就形成了这样的逻辑：女人叫的欢，代表男人在性上“给予”的慷慨而有力；而男人越是在床上“给予”的慷慨而有力，就越是在床以外的事物慷慨有力——比如许以名分，赠送不动产，最不济也给个金镯子耍耍——这下看到了吧，过去的女人精着呢，她们表演得那么卖力，可是有真金白银拿的。《金瓶梅》虽说是男人意淫的巅峰之作，它倒留意着没把性干巴巴地从柴米油盐中剥出来，这也是到今天这本书还可以看的原因之一吧。

 

这么说来，也许“给予”与“索取”从来就是一对双生儿。男人“给予”女人性高潮，是为了“索取”成就感或者征服感；但如果他们的“索取”过于直接，没能通过细致观察和耐心沟通来了解性伴的性需要，那么他们只能通过性之外的“给予”，比如稳定关系的承诺、生活方式的保证或者仅仅是对方虚荣心的满足，来间接得到他们想要的。如果他们的女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那只有两种可能：他表现得太好，女人正想着怎么在床外“弥补”他；他表现得太差，又没有床外的好处可以弥补。这两种情形都离“两情相悦”的境界差的太远，不要说伪高潮了。

 

查理的故事在半小时剧集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个美好尾巴：他们又做了一次，她表现得如魔鬼上身。在追问了N次“你没有骗我吧”之后，好汉终拾当年勇。

学术界里有一类文章，专门对抗传媒的，诸如“传媒如何妖魔化女性形象”一类。我也提醒自己，身为一个前传媒人，现在混进学术界，要把脑子里“传媒的偏见与爱好”时时警惕。可是人怎么可以离开传媒？在现代这个社会？它真的是一件非常有力量的工具。

 

去年在三份报纸上登了招商广告，2008年的第一周，便在电话轰炸中度过。连我的73岁的老父亲，操着半土半洋的普通话，也当上了接线员。我不得不吃了好多喉糖药，来应对。

 

现在的后遗症是怕听电话铃。

 

今天是2008第一天。我们现在动身去天安科技园，在我老公将要奋斗的地方去吃一顿豪华工作餐。

 

嗯，老公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办公室，没有装修的空房间看起来像个室内溜冰场。算一算，他自己做了5年了。我的富婆朋友说：在一个行业里坚持五年，基本上就是领袖了。

 

大吉大利开门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