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关于如何讨论“性”、传播“性”的话题，又一次被重庆洋人街“性公园”拆除事件中推向了高潮。

　　对性知识的正常需求常常通过色情文化方式获取，这是我们的悲哀。

　　性公园对性并没有帮助，“性公园”云云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这里不应该叫做性公园，应该叫做“性游乐园”。

　　性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消费，就跟其它的文化消费一样。

　　“性”在当下总是吸引眼球的热门话题，重庆洋人街“性公园”再次印证了这点。从试营业引发网友批评、媒体铺天盖地的议论、政府有关部门和业主单位向公众道歉并拆除……一幕幕真实情景剧在我们身边上演。在这个喧嚣的现实舞台上，可以听到各种声音：有批评其恶俗，为拆除大声叫好的；也有不赞成拆除，主张让其自生自灭的；还有声音说，此事反映了国人对性的矛盾态度。

　　性公园不能一拆了之

　　“性公园应该被拆除，但并非因为它违背了性文化传播的规范，而是考虑民意的结果。”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单正平说，问题恰恰在于，这种规范还不存在。

　　事情还需从今年“五一”期间说起。尚未完全建成的重庆洋人街“性公园”在尚未取得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试营业”，这座“性公园”，以裸体雕塑招徕游客，张贴裸体人像、壁画，介绍国外性习俗、性文化等，引发市民广泛质疑，试营业期间在取得5000多游客买票入园经营佳绩的同时，也雷到了入园的游客。5月13日，有网友将公园照片发在网上，引发网友如潮议论，多数意见批评公园的景观低俗露骨。5月16日，“性公园”被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拆除。3日后，当地政府和企业相关负责人公开向公众道歉。

　　按照重庆市政府为此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明，认定性公园未经审批违规建设，内容低俗，是商业炒作，“责成相关部门自动将其拆除”，无疑是政府主导的拆除行为。对此，在网络的一片“拆”声中也出现了一些“杂音”，认为性公园固然低俗，也应由公众用脚投票，让市场断其生死，不必行政干预。

　　“关键在于低俗不是一个法律定义，不能作为拆除的根据。”单正平表示。更重要的是，“当下性文化和低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如何界定往往取决于民众的接受程度和意见。”

　　网络再次成为集聚民意的地方。一篇题为《重庆成功拆除“性公园”说明了什么？》的博客指出，事件首先彰显了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

　　“顺应民意是应该的。”单正平说，公园是与百姓生活密切关联的场所，政府在对公园的处理上尊重民意无可厚非。

　　但是政府的态度同样显出尴尬：除了顺应民意，政府并没有相应地规范界定和引导性文化和相关产业。因而对于“性”，政府往往采取模糊态度，等到问题曝光再处理，常常是一放俱放、一堵俱堵。“应该有个规划、有人把关。”单正平说。

　　性文化传播和诲淫仅一墙之隔

　　重庆市南岸区政府相关负责人道歉时表示：“洋人街未经审批搭建的性公园设施及标识语严重违规，性公园内容低俗、露骨、不健康，这是一起以性公园名义积聚人气的恶性商业炒作事件”。

　　性别文化研究专家、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孙绍先表示，过多的商业元素把性公园商业化了，这也是公众一致批评性公园的原因，“假借艺术之名唬不了大多数人。”在孙绍先看来，性公园在空间、态度、视角等方面都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公园利用表现女性身体的景观来招徕游客，作为赚钱的工具。在利益的驱动下，女性身体已经被色情化了。

　　在一个性文化和色情极易混淆的时代，如何区分正当的性知识和色情的传播呢？孙绍先说，即使界限再模糊，仍然有基本的道德界定。一个界定是从什么角度来表现裸体？是从知识、教育的视角，或者欲望的视角；看了之后，是增进了对性的了解，还是仅仅对身体和器官产生联想。

　　“性文化传播和诲淫只有一墙之隔。”孙绍先说，这样的事例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比如无处不在的展示女性身体的广告。“很多广告故意打底线的擦边球，这样的色情文化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裴谕新指出，当前社会的很多性话题都被打着性健康名义的商人操纵，“社会上每天都在谈很多性话题，但很少有认真的讨论，充斥着太多的商业元素”。

　　商业利益还导致了网络上色情文化的泛滥，并往往难以和性科学加以区分。由此得到的性知识和性观念，很多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案例，在裴谕新做的女性访谈研究中为数不少。

　　“对性知识的正常需求只能通过色情文化进行教育，这是中国的悲哀”。孙绍先感叹说。

　　引入分级制 获取适当性信息

　　当国内的议论还在如火如荼，这幕活剧的舞台上又传出几声洋文的念白。西方国家的一些著名媒体，如美国美联社、《纽约时报》，德国《明镜》周刊、《焦点》杂志，英国《泰晤士报》等，陆续报道了性公园拆除事件。

　　虽然这些媒体的态度或支持或反对并不一致，但他们大都认为，此事显示出了中国人对性的态度，而且，这是一种欲言又止的矛盾态度。这恐怕也是他们对此事集体关注的原因。

　　当然，“中国第一家性主题公园”的头衔也是引人瞩目的。《泰晤士报》的标题是：性主题公园离中国还太遥远。也许报道者还不知道，性博物馆、性展览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稀罕。对于传播性文化来说，主题公园也并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相比于试营业已“火爆”的性公园，性博物馆之类的生存状态只能用惨淡来形容。

　　“所以不是中国人对性的态度有矛盾，而是我们的制度处于矛盾阶段”。裴谕新如是说，一方面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谈论性；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对于性教育还没有一套相应的引导机制，从学生到成人，很多人都不能从正确的渠道得到正确的性知识。这种状况下，获益的只是传播色情文化的商人。

　　“早些年，性话题是稀缺资源，一个性博物馆就可以满足多数的需求；现在性信息多了，人们对性文化的需求也高了，传播方式也应多元化”。裴谕新表示，这需要一些新的机制，比如分级制。孙绍先同样主张引入分级制。他主张，与其一棍子打死，不如实行分级制，给真正的性教育和性知识的传播一个空间，成人和青少年都有各自获取适当性信息的合理渠道。

　　他还建议，政府应该给予屡遭非议的性博物馆和其它博物馆一样的平等对待和支持，比如进行资金补贴、有针对性的免费开放等，以使性教育免受商业化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