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选修《性与社会工作》的9位同学一起，到黄埔大沙头叶举林创办的晋光妇性健康中心参观交流。大中午的，室外气温估计有40度吧，我们转了两次公交过去，车程2小时，汗都流光了。

 

中心好简陋。以我少少的NGO经验，这几乎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办公间。大概有30年楼龄的居民区，一楼，小小的两房一厅。卫生间没有自动冲水，要先放水到桶里再拿勺舀。办公室兼客厅没有空调，又怕西晒，所以门窗都关的紧紧的，单靠一台古铜色的像帽子那样大小的电风扇扇风。根本就感觉不到有风，只感觉空气里一股说不上的味道，让人眩晕。叶举林准备了荔枝、西瓜，我不让同学动，因为知道他们经费太紧张。可同学忍不住去拿水果吃。都热晕了。

 

晋光的意思是普光，头上没有太阳，没有普到光的角落。中心服务的对象是站街女，小姐，这个名字很到位。

 

小房间里有空调，坐着七八位发廊老板，也有小姐。她们在里面开会，我们在外面听叶举林介绍，总觉得那里面气氛更活跃些。到了自由交流时间，陆干事请我们过一半到里面，里面人一半过外面。我吆喝着“怕热的进来”，自己赶紧先进去抢了一个舒服的沙发座，呵呵。

 

一开始看得出她们的拘谨，我们的学生也有点紧张。我请她们谈谈自己如何认识叶举林，认识这个中心的，她们都开了口。其中一个叫蔡姐的尤其健谈。黑黑的脸有些富态，手上带了三个金戒指，一个玉的，还有玉镯。她说七十六行，自己做过七十五。建筑工地上运过沙子油过漆，捡过垃圾卖过菜，开小吃店，网吧，发廊，美容院，酒吧，现在承包了两栋大楼，“成功了”。离过一次婚，现在的老公做过军人，十分紧张自己，因此自己没事不上网，免得老公担心。那时老公嗜赌，五万块赌光，火车站送走老公她口袋里只有七块钱。她转头找到一帮站街的小姐，要跟她们一起做。小姐都是20出头，她那年32，站了一个多月找了一万多块。老公回来问她怎么生活，她说就做这个，赚够做生意的本钱她就不做了。这一万多块是她后来东山再起的本钱。她说自己从小是学习尖子，因为早恋高考失败。现在最看不起女孩子有钱不知道存起，养男人，给男人家里寄钱都不给自己家里寄。

 

蔡姐是搞活气氛的好手，但什么话题都往自己身上扯，其他人很不耐烦。房间里本来还有一位男士，怀里紧紧搂着一个红色的女士包，我怀疑他是旁边白衣女士的马仔。蔡姐聊得开心，他却坐不住了，一不注意他就不见了。我忙请晓娜重点盯住蔡姐：“晓娜要在这里实习，蔡姐你就是她的宝库。”剩下的人拉的拉，推的推，像掺沙子一样，一个学生挨着一个女人坐，单对单开聊。

 

我最先看上的就是房间里看起来最年轻时尚的黑直发女郎。她的假睫毛真长真翘，像按了定位仪一样吸引住我的眼球。黑色的低胸露背连身超短裙，白底有银色暗花像树根雕刻的高跟凉拖鞋，蓝色的斑驳的指甲油，她不笑的时候让我想起法国的苏菲玛索，当然，十二分的山寨版。然而能有一个这样的联想已经足够激起我的兴趣了。

 

她说自己是青海人（哇！！！这个地方人才辈出阿！）初中毕业在家没做什么，老乡就喊她来广州，一来就在酒吧坐台。做了两个月（怎么又是两个月，和蔡姐的站街时间差不多），认识了现在的朋友，一个台湾人，比她“大一半”。台湾人出钱给她“开档口”，经我追问才知道看起来就像是美容院的一个东东，她也住那里，找几个小姐上班。警察抓过三次，因为“没有抓到现场”，所以交几百块就出来。她不承认自己是老板，也不承认是小姐，只说自己是“在那里玩的”。其他小姐也绝不指认她，“老板的话有的判了6年呢。”她说：“跟她们说过，不能说老板是谁，不然我不会保她们出来。”台湾人在台湾有老婆，一个月来广州一次，来的时候带她朋友圈里四处转，所以她不敢有男朋友，不然有人会说到台湾人那里去。网恋呢？好像有，但是没有见过面，因为“那些人见了面就不走，大老远来了又不能赶他们。”台湾人没有帮她在广州买房子，“他要给我在福建买，那里有生意。我不喜欢那里。”问她台湾人一个月给多少生活费？用了好几种办法问，她口很紧。问她店里的小姐一个月赚多少？“年轻漂亮的一个月能找一万多呢！”听起来她有点羡慕。她也年轻漂亮，客人会不会找她？“也有人说，不要小姐，要老板。我都说有大姨妈，一个月30多天都是大姨妈。”她忍住笑。台湾人不想她做这个，怕她跟客人好。“我跟他说，不会的，我跟他在一起就不会找别人。”这一段时间档口关了，从4月就关了，因为查得很紧。“他们穿便衣。不过他们的皮带都不会换，上面有国徽。”虽然有办法对付，还是觉得这段时间不好做，等等再说吧。

 

雪坐白衣女士的旁边，聊得火热。果然，白衣女士故事精彩。她32了，论天生的资本，真的是没有一点女人的妩媚感，端盘子都属于样貌偏下的那种。但她很会修饰自己，这么热的天长发飘飘的，颇有点白领的气质。拿红包的那位是她的男朋友，比她大两岁，看起来比她年轻标致。她还有一个老公，分居一年多了，男人不肯离。她在广州站街，表妹介绍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刚认识她不告诉对方自己做什么。老有男人电话找她，她说是离婚期间相亲的对象。后来被抓进去三天，这男朋友天天来看她，她就知道对方真的喜欢自己。出来后没钱，她带着七十多的老父亲到这男朋友家去住，住了两个多月！哇，她真有办法！最近她想和男朋友举行婚礼，虽然那边没离婚，但她“要给这男人一个交待。”

 

交流十分尽兴。我预先准备给同学们上课的PPT也没有用上。不知不觉吃饭时间到。我们告别晋光，找了家酒店开了个房间吃饭聊天。聊着聊着跑题了，同学们还是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感兴趣，呵呵。

 

7点多钟，我们又浩浩荡荡坐上公交车，开往天河。9点多钟，在天河城附近找了三家酒吧，最后进到体育中心里面一家叫Catwalk的酒吧。真奇怪，我也算泡过很多次酒吧的人，这家酒吧音乐强劲，客人们却硬是不跳舞，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不知聊些什么。我们11人开了一瓶红酒，没怎么喝，女生们就按耐不住，利用掷骰子的办法挤出一对，让她们站起来跳舞。龙和冰开门惊人，两个人对着跳，很艳。慢慢全酒吧就看到我们这一桌多么惊人了，跳得那叫一个High! 具体形状我就不描述了。反正某女生与歌手眉目传情，某女生跳上沙发，抱着钢管，某女生不顾某男生女友在场，硬是把他当成一根钢管……她们真没白上我的课。但我觉得我的课还是太保守了。

 

一位仍可称之为年轻的男性学者，受聘到一所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学不过数年，因良好的学历背景与发表，破格擢升首席教授，兼一研究中心指导。

 

一位活跃在文化传媒界的女学者，在这所大学工作了将近二十年，几乎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行政资源。每次想举办一个什么活动，找系主任，找院长，辛苦得很。虽然因为课堂上精彩的表现，她是学生最为拥戴的教师之一。听过她课的人，常有被洗脑的感觉，甚至有人因此改变研究与生活的方向。

 

这位年轻男学者的擢升，引起女学者内心震荡。忽然她觉得，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她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的样板。深夜，她在邮件中这么写：“你们不要学习我的失败。”

 

可是如果不是她这么说，有几个人认为她是失败的？

 

这么多年，她独立特行。在别人中规中矩的套装里，她穿低胸配波鞋上一百多人的大课；隆冬时节校长给她发奖，她也穿波如蝉翼的纱裙配长统靴上台；她说女人的着装就是生活政治的战场之一。她可以在小组讨论里分享自己昨晚“多重性高潮”的喜悦，也可以在看起来严肃认真的会场让女人们大谈“性与食有什么不同”。她接受别人看来极不入流的周刊的访问，也穿着Gucci上时装杂志。她到世界各地的歌舞剧院观摩舞蹈，把其中某些元素用在自己的业余表演上……她如此兴致勃勃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领域里探究，就连所有的人都涌向灾区时她也没有想着搭车去一趟。她是某些人的精神领袖，一直都是。但精神领袖出现了挣扎。

 

其实挣扎一直都有。怎么能没有？你的位置在一个主流的大学，一切尽可能标准化的大学，规格制度写得好好的放在那里，你照着走是准没有错的。可是你要抗争，因为你的趣味在这样的体制下得不到实现，你在这样的条条框框里活得不舒服。还好，这个大学需要标榜多元化，所以你也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且因为你的努力，你还活得不错。那么你还要挣扎什么呢？面对别人急剧的成功让你震撼？让你觉得原来自己的选择并不是最好的？你其实完全可以和他做得一样好？只是你没有那样去做？

 

要我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最好。他也许放弃了许多你看中的乐趣，比如把自己的生活与学术放在一起搅和的快感；他也许根本就不认为那是乐趣，他就是一个喜欢穿着套装活得泾渭分明的人，他在规章制度下活得舒坦，没有这些他就不自在，因为规章制度根本就是为他这样的人而设的，他是那个利益集团看好的接班人。而你，你一直是个叛逆者，虽然你也有部分点缀者的素质，但你不愿意做点缀，即便作点缀有被扶正的可能；所以你要抗争。你一直在抗争，你在抗争中也获得了和你相似的人的同盟，获得某种声誉和爱戴，当然，你们这一方在资源上依然是弱势的，一直都是，也许永远是。但你不能因此否定自己。怎么活都是活。你以前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活着，以后也别想。再说，你怕什么呢？你也有你自己的世界，你的地盘，生命不过是一个过程。

 

凌晨我读到她的邮件，内心震撼。不是因为那个快速攀升的他，因我根本不识此人，没感情体会他的故事。但是她的失落令我难以承受。我想未来我还是要一个人走，按我自己最舒服的姿势。

 

 

 

在网上我看到政务研会的同学对我3月份老校区讲座的评价，呵呵，我看起来觉得报导的很客观，比如全场气氛如何热烈之类。只是看照片我总觉得那晚的衣服不太合适，显得我黑胖黑胖的，令人气馁，也是督促我减肥的动因。

 

其实我更愿意回顾4月份在大学城的那场讲座。没有录像，没有照片，没有文字记录，但我知道那晚我有多兴奋。阶梯形大教室同学坐得满满的，连后面与旁边的墙壁都贴满了人，走廊里也有。不是我的言论有多么精彩，而是同学们太希望有一个轻松的平台，可以说说他们想说的是。我唯一能给的就是鼓舞。

 

那晚我还是有一些警句的。因为现场气氛太High，几分钟同学就爆笑一次，我觉得自己都成小沈阳了。于是我说了“处女情结是个屁”，“她好比当今的陈冠希”，“结了婚你也不能让男人负责，做个爱你让他负责什么？”等等。讲座结束后，情绪依然高涨。那晚下着小雨，我穿着半高皮鞋清脆响亮地穿越湿漉漉的地面走在教学楼门外，感觉自己到达某种幸福的极点。

 

 

 

（应中国妇女报所邀写的稿，元旦那天出的，我还没有看到）

2009年，继续关注社会变迁情境下的女性生活

 

裴谕新

 

女性研究的关注点2009年会落在何处？仍然是社会变迁情境下女性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与选择。在这个领域，社会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方法已经成为惯用的研究路径，研究者的敏感，体现为如何捕捉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新近涌现的冲突与困境。女性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在这样的冲突与困境中会有怎样的变化？哪些是巩固着既有的偏见，哪些是挑战现有的规则，哪些在展现她们的自主性？个体或群体在新的情境下所展现出来的策略、技巧、自主性，如何给其他姐妹以借鉴？

具体来说，流动中的工厂女工、第三产业链尾段人群、城市贫困妇女、偏远山区女性、地震灾区留守妇女……这些从职业或者经济身份上处于弱势的妇女，她们如何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各种资源网络改变生活处境，依然会是女性研究的主要关注力所在。但不止于此。女性的群体意识、政治表达与诉求、性观念性选择、自我领悟与反思、时尚与反时尚……这些超越生存层面上的话题，会得到更为深入与细致的探讨。我们会越来越深地体悟到：妇女这个词语，她的形象更加多元，具有更大的内部差异性，难以简单归类。2009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认识她，认识她们，更多一点。因为她们，正更多地从“私领域”里走出来。

我遇到过不止一个姐姐，都是被父母逼成了女强人。这种“逼”通常从弟弟降生的那一瞬就开始了——或者更早些，在父母认定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有个小把手的时候。童年教育一般是温情的，诸如“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啊！”就这样弟弟给“让”大了，总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亏欠他的。姐姐的牺牲一般到弟弟结婚，或者弟弟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为止。因为这个时候姐姐已经明白，如果再不掐断亲情这条输送带，弟弟还是不能站起来，甚至连姐姐也站不起来了——因为弟弟的索求已经不像“让他半个苹果”那么简单。

 

倘若父母懂得“责任”才是培养下一代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还会这样歪打正着，把“别人家的媳妇”培养的坚强干练，而把“自家的儿子”培养的软弱依赖吗？

 

一位女友挣了“这辈子花不完的钱”，顺便给老家的爸妈买了四室一厅的房子，可老两口仍然长吁短叹：“你弟弟怎么办？你给你弟弟买个门面房吧，这样他也能做做生意。”女友断然拒绝了父母的要求，理由是：”如果一个人凭自己的能力赚不到10万，你别指望他能管理10万。”我一方面觉得女友未免太铁腕了一点，一方面却想：是不是我还没有到女友的位子上，所以体验不到那种做生意的风险？不过女友的做法依然给我打开另一扇窗：原来独立的人也是这样要求别人的独立，因为她明白自己全靠独立才有了今天。

 

有感于JC的故事。等我有了孩子，尽量不要给他/她最好的吧，一般就可以了。

 

我一向不把“最好”当成自己的信条，因为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是：“不比别人差”。我也在努力克服掉父母教育的偏差：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坐标上加上“别人”呢？

 

我们总是这样，歪歪扭扭地长大。

 今晚去和《新周刊》的老同事相聚。席开三桌，特别安排我和原来共过事的诸位坐一起，说来个“群访”。早先我在办公室里谈的那一套被他们称之为“背书”，说写出去没人看。为了塑造一个生动的我，不惜来个历史上最昂贵的访谈，哈哈。

 

席上只有两位女同事，其它都是男的。这不能反映杂志社的实际男女比例，只能说明“骨干力量”的倾斜度。这也决定了今晚访谈的基调——男同事们热烈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一些闻所未闻的讯息，我也极力希望能“震”他们一下子，结果呢，“这有什么呀？”就是他们的反馈。甚至给我定义为“保守主义”。莫非他们用的是激将法？

 

媒体将“性学家”按在我们这些女性学者或者社会学者头上，是注定要失望的。社会学者不是小说家，不是A片导演。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从生活中来。如果一个人的审美情趣被塑造成只喜欢看女人化妆后的样子，那么明星不上妆就会成为反面教材。

 

和我的女性同伴或者同事谈论性问题则从来不会遇到这样的局面。女人们只要有的谈就心满意足了。有时候我还没有讲什么，她们就笑啊，叫阿，惊呼：“哎呀，你呀，真不愧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也许，大多数男人总想表现自己在性的方面无所不知，而女人才刚刚有所表现。

 

又想起我在北京出版人那里的遭遇。同样的写作提纲，一个男出版人把它批得一钱不值：“这算什么呀？网上这样的东西多了，谁看呢，你得拿点真格的，别人没看过的。”我怀着崩溃般的心态逃到一个女出版人那里，她说：“看看看看，你给我的四篇样稿，分别在四个最有名的杂志发表过。你对城市精英高端的女性，心态把握的太好了。到时候我们在报纸、杂志、电视台再安排一些采访……”两种对比太鲜明的待遇，一时我不知道我是谁。

 

也许男人和女人在其他方面已经越来越有共识。可是触及到性的问题，就想拿放大镜一样，他们的区别是那样触目惊心。

 我还是要站在我女性的立场上，说，是，我的研究范围里包括性，但最要的是，还是女人怎样看性，看自己，看他人。男人觉得这无趣，不怕，反正现在女人也开始买单了。 

我最初进入传媒的时候——应该从我在硕士的时候为几家报社、杂志社、电视台打工算起，我一直不敢暴露说：我其实不懂什么叫采访，我心里很害怕。没有看过一本关于采访技巧的书，也没有修过任何一堂课，我就那么照着自己的想象开始了“采访”工作。幸运的是很多采访都是事先安排好采访对象的，有资料准备，对象们也很配合，你只要说话不打结巴，基本就算采访成功了——因为我的文字技巧总能弥补我在实际采访中的不足。 

但我一直也在心里琢磨着应该怎样增强我的采访技巧。从报纸杂志上看来的那些优秀记者们，最大的能耐似乎是如何撬开被访者的嘴巴，把那些难堪的、敏感的、甚至是挑衅的话题抛出去，得到别人得不到的答案。这样的技巧是我天生匮乏的，也是我渴望得到的。我训练自己的方式就是拿那些明星开刀——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可惜我不是娱记，见了几次明星，刚好够得上把我训练成一个“不追星族”，却够不上训练我的刀子嘴。 

等我成了一个访谈者而不是采访者，也就是从一个记者变成社会工作者，我对于采访/访谈的看法就变了许多。这一半因为采访和访谈本来就有不同，另一半也是指导思想即方法论变了。说到方法论，我记得我在考南大社会学系的时候，把宋林飞编的那本《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看了若干遍，其中有一个例子，印象最深。讲的是一个调查员如何通过不同的提问方式，刺探出一个女人原来在某个问题上撒了谎。编者按，敏感问题更加需要调查员的经验与技巧。我对于“刀子嘴”的向往，应该就是从这本书来的，尽管这本书谈的还是访谈，而不是媒体采访。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看重的可能是事物的“真相”在哪里，并坚信这“真相”一定是被重重迷雾笼罩，故而需要种种技巧才能得以拨开。访谈成了一个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圈套实施过程中也要精心设计好。可是我从零开始的采访经验让我更喜欢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访谈方法论，可以说一见倾心，这就是说，我们衡量一个好的访谈的标准不是“掏出真相”，而是在这个访谈过程中，我与访谈者怎样进行互动，我们所要追求的访谈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达成了怎样的沟通、理解与共识，我们的访谈如何影响彼此的生活。 

这样说有点虚。那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的访谈其实就是尽量创造一个平等交流的空间，尽量让被访者呈现她的生活状态，当然这样的呈现一定是经过了她的叙述而重新建构的。任何叙述都是一种建构，尽可能接近被访者的生活（在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尽量接近被访者的生活就是尽量了解被访者的背景，包括个人背景，社会大环境，文献资料，还包括对被访者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的观察，尽可能的运用社会学想象力——她是个打工妹，哪里来的，哪个地方的人大体生活怎样？她这个年龄大概会想什么？她选这个餐馆是因为她平时到这里消费还是因为她向往这里的消费？……），则是探寻建构过程的工具。在这样的访谈里，社会工作者本身，也就是“我”，也成了一种研究工具。因为“我”的生活经验，性别角色，知识积累，待人接物方式……都被用来促成一次成功的访谈，也需要在分析资料的时候留心。要知道，因为面前这个“我”，你的访谈者才那样表达。 

好的访谈——我且把它定义为成功的访谈吧，在我看来它符合以下一个或多个标准：1、你的访谈对象很愿意谈；2、她谈的里面有一些是你很想知道的，有一些是出乎你的意料的；3、谈过以后你不断回想这次访谈，琢磨这个人或者回想自己的表现；4，好的访谈就是你用心去听的访谈。5，好的访谈一定不是伤害面前这个人，不管以何种名义。

 

昨天3点钟才睡，因为想着今天下午去《新周刊》接受采访的事，脑子里自己设计了许多图景。

 

好多东西想说，就变成了傅沙说的“背书”。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想我的论文，把那些英文的东西临时翻成中文，一个字一个字从脑子里读出来，确实令听众昏昏欲睡了。

 

回来后我看《两性关系史》，一个美国人编的，图文都很美。

 

可是这还不能算是我眼中的两性关系。很多文章，在谈很具体的性，比如性爱抚方式，性邂逅或者性幻想，也有性的审美，文化，历史。

 

同我在很多书店中看到的那些书一样，我仍旧认为这是从男人的角度去看性，虽然有些文章的作者是女人，虽然女人包括我，这样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

 

这样谈论性或者委婉一点，两性关系，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更精美的情色读物（比如把思辨、知识、趣味也加进去而不仅仅是感官刺激），我举双脚赞成。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甚至一个男人，想要从中找出对两性关系的新的理解，想要用这新的理解去诠释、去反思当下，那简直是没有答案的。

 

就像一盘菜，你在告诉我配料如何珍贵，搭配如何巧妙，火候如何拿捏，甚至装菜的盘子和餐厅的情调多么适宜……

 

那只是电视里“美女私房菜”或者“天下美味”里沈宏非的专栏，

 

我要解决的是：和谁一起吃饭？什么样的心情和场合？我买单还是他买单？吃完饭我们干什么？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对于一道菜完美的想象和追求，

 

但那不是我关于“菜”的主要话题。

 

性也是这样。

 

当很多女人关心自己是不是要换个工作，换个城市，换个爱人……

 

她们当然也谈性，也会很好奇一场完美性爱最好的配方该是怎样。

 

偶尔她们也会把配方里的一两样元素拿出来实践一下，

 

可是有谁会真的拿着那配方天天炒菜呢？

 

甚至一两个月都不下厨房了呢.

 

这个时候你和她们去谈完美性爱，

 

不如搞清她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先！

 

 （看完整本书，发现书名为“两性生活史”而非“两性关系史”，编者为一个英国人而非美国人。原名为Sex:the erotic review,文章为20多个情色专栏作家的作品。原文的名称比较符合整本书的大致走向。这本书谈的是erotic，色情或情色。难怪我在里面找不到当下女人生活的答案。）

某太与某生外出吃饭，殷勤的大堂经理上来问好，不外乎“看你们感情多好云云”。

某生说：“好什么，她就是会花钱。包包不知买了几百个，放在那里用不完。一会飞美国一会飞莫斯科，飞来飞去都不知她忙什么。要听音乐要看电影要搞艺术，还不都是花钱！”

大堂经理忙着陪笑：“哎呀，人家以前不还是会赚钱的，听说一个月都赚10多万？”

某生说：“那算会赚钱？赚的钱还不如花得多。你知不知道，养个小狗一个月都花几千块，工人又花几千块，她父母花的钱也要我出呢。”

大堂经理都不知该说什么话了，本是上赶着拍马屁，没想到真拍出一堆气。

某太赶紧说：“是啊，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啦。又懒，又会花钱。要不是嫁给你，我怎么有这么好的福气。”

某生这下无话，也许这正是他要听的话。

 

我听到这里就插嘴，说：“要是我，我就把碗筷一丢，拍屁股走人。”

某太说：“我赚10万块的时候，也会拍屁股走人的。”

 

可能我们都有过可以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但是总有一些原因让你觉得留在那里更好。

或者真像某生说的，是贪懒，贪花一些不是自己赚来的钱。

要是花的那些钱，是自己怎么努力也赚不来了。可能也就忍了。可能也就当给老板打便宜工了。

或者自己也能赚那么多钱，但是自己赚的钱花得就不那么畅快。

或者花自己的钱更畅快——更多女人认同这一点，但是花男人的钱似乎更占便宜，更有面子，更合算。

错了错了，都错了。事实证明是相反。

花钱当然也有花得高雅与低俗，体面与不堪的区别，

但再怎么有品位有文化含量地花钱，也不如赚钱说得大声。

还不如把那智慧和精力，用到仅仅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除非是打定了主意，就这样把一些饭桌上的奚落化解下去。

毕竟每个人总是要化解一些东西，不是在饭桌上，就是在办公桌上。

要看哪个位子你觉得更省力，或者更有回报，或者更有发展潜力。

 

我还是觉得某太是幸运的。

某生这样对她，不代表一些不如某生有钱的人就不这样说话。

其实某太也可以这样退让下去，看看退让的极限是什么。

或者奋起反击，索性像泼妇一样大闹一场。

或者就是走了，这个游戏我不玩了。

总之，某太玩味着这些细节，

又把它们讲出来，

我就知道事情一定会有改变。

 

我不敢说，我就不是某太。

 

 

 

很多方面我像我的母亲，有模仿，也有她老人家刻意的培养。比如她从小就不让我下厨房，怕我爱上锅碗瓢盆，将来嫁人成了人家的廉价劳动力。她厨艺不精，却以此为荣，也造就了我十指不粘阳春水的小姐脾性。不过，这只是在做饭这方面。对于另一项我们要面对的家务劳动——洗衣，母亲却热爱、推崇，再也不提什么“你只要念好书就行了”的育女经。 

小孩子爱玩水，印象中我第一次洗衣，不对，应该说是洗涤，大概是3、4岁的时候。家中有客，而我自顾自在一盆水里洗涤我的小手绢，不是用双手，而是单手牵着手帕在水中游来游去。但我竟天才地懂得在水里面加了洗衣粉，于是这小手帕游啊游啊就变回了它本来的颜色。客人说：哎呀，你这么小就会洗衣服啦，真能干。诸如此类夸奖鼓励的话。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客人，也牢牢记住了那一幕。 

我爱看母亲洗衣。对古老的需要用水桶来打水的井印象深刻。那些水井大多是需要把拴着长长绳子的小水桶放下去，直放到水面，母亲就蹲一个马步，腰肢一拧，手腕一抖，只听扑通一声，小水桶斜着进入水下，水满了，母亲一把一把收绳子，小水桶稳稳提升到地面。最后一把，母亲利落地一手挽绳，一手捞桶底，“哗”，满满一桶水被倒进放在地上的另一大水桶，滴水不漏。我爱看母亲打水的每一个步骤，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需要技术的。小水桶是专门用来打水的，在放入井里接近水面临空一抖的时候，特别需要技巧，不然水桶就会飘，就不能“扑通”一声进入水底而盛满一桶水。它只是轻浮地“砰”的一声，用脸颊和水面亲热，肚子里没有货色。小水桶打满了水，往上提的时候两手需要平衡，有节奏地收绳，左手右手左手右手每一段绳都收到刚刚好，盛满了水的小水桶才可以稳稳上升，而不溢出一点水。小水桶出井的时候，绳子要刚好收完，绳根缠到右手上。母亲是左撇子，使重力全靠左手。这时候空着的左手就往桶底一抄，缠住绳根的右手帮衬一下桶沿，“哗”，付出劳动得来的水一滴不漏全进入大桶。那一声“哗”在我听来是最美好的音乐。 

如果每一次打水都这么完美，那么母亲打完四桶水，刚好盛满两只大桶，我们就该启程回家了。母亲从来都是用扁担挑水的。我喜欢走在她的后面，看那两只水桶晃晃悠悠，母亲的腰和臀也优美地摆动。母亲特别自豪自己挑水的功力，她说自己肩膀宽，刚好放下扁担；臀宽，要比阅力。而她又无师自通，识得挑扁担的技巧，这样两只大水桶挑起来其实根本不费力。母亲总是笑着压低声音对我说：“你爸爸也挑不起这两桶水呢，他只会使蛮力。我学过跳舞的，跳舞的人懂得节奏。挑水就靠一个节奏。”母亲对自己擅长的事情总是那么热爱而自豪。 

想来母亲应该是在井边洗衣服才对，不应该把水挑回家再洗，这不符合母亲的运筹学。其实，我真正的关于和母亲一起洗衣的记忆，应是已经用上了压水井。就是那种看不到井口，只有一个粗粗的钢管、一个可以上下压动的手柄的井。钢管里有一个活塞，活塞外连着手柄，我们压动手柄，水就从钢管里涌出来，顺着另一端的水槽，流到盆里或者桶里。我通常是干压水柄这项工作，母亲就趁这个机会在那边收东收西。她会用好几盆，排在一起。第一盆清水把衣服过一遍，白色的比较不太脏的衣服先过，裤子通常排在中间，袜子排的靠后，但最后还有鞋子、鞋垫压尾。然后是第二遍，上了洗衣粉的；然后是第三遍，把洗衣粉洗干净。由母亲的运筹，水、洗衣粉还有我们付出的劳动，都不会浪费。看那些本来灰头灰脸、邋里邋遢的衣物变得鲜艳、光洁起来，仿佛心里有什么窝窝囊囊的东西都给熨贴地整理了一遍。 

那时我还是很少洗自己的衣服。母亲喜欢我给她打下手，在这个过程中她不停传授着自己的洗涤经验，比如领口要用肥皂搓而不能简单用洗衣粉过，用过肥皂的衣物就不能用洗衣粉，因为它们酸碱度不同在一起有化学反应，白色的衣物就不能用肥皂而用洗衣粉，否则白色会变得“浊”起来……母亲的这些洗衣经，多少年来我一直沿用，虽说手搓早已变成了机器代洗。我也会学着母亲那样，不断发明一些属于自己的窍门，比如我用衣领净洗白色的衣服，洗完之后那叫一个白啊！ 

中学的时候我寄宿。母亲一个星期会去看我两次，一次是收脏衣服，一次是接我和脏衣服回家。收的时候也有送的，干干净净的衣物，还有母亲自己做的白菜汤、炸知了猴、鸡蛋烙饼。母亲厌恶厨艺，那个时候却也是变着法儿给我补充营养。有一次做完早操母亲在人头汹涌中喊我的名字，手里拿着塑料纸薄膜包的红艳艳的秋衣；还有过突然出现的一双黑色半高跟棉皮鞋，还有过突然出现的绣着花的红绒绒的半高跟布鞋，都是时髦得不得了的……嘿嘿，这是与洗衣无关的经历，可是那是那么快乐的记忆。大学的时候我开始从青岛买衣服给母亲，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也许就是母亲无意之中给我做了一个模仿的典范吧。 

我的正式的洗衣生涯就从大学开始了吧。嗯，好象不应该太快活，因为夏天的时候水房里总是挤着那么多人，大家的作息规律出奇的一致，洗衣服就成了霸位、霸笼头的战争。不过我还是记得有几次我在夜自习时间独占水房，边洗衣边唱歌那种畅快。冬天的时候不用抢位子，因为大家换衣服洗衣服都比较少，可是那水冷叫刺骨啊，每次洗衣都要拼死拼活打几瓶热水上来——热水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住在五楼半又没电梯，打热水可不是拼死拼活吗。把受冻而必须劳作的手浸在热水里，我惊喜地发现，每一次衣服洗完，手指也给洗得异常干净，指甲缝那叫一尘不染啊。没有专用的搽手油，我总是用面霜款待我的一双手。洗完之后双手揉抹上面霜，香喷喷，白嫩嫩，还有些粉红。嗯，要是有重大事件需要外出，事先我准会搜一些脏衣服洗洗，最不济也要洗一条毛巾，就算是给我的手做个spa吧。不过我有一条准则，如果水里面放了洗衣剂的话，我会尽量不用手去搓，而是给予适当的水温和时间加以浸泡，利用水分子和洗涤剂分子除尘。手其实是很娇嫩的物品，这么多年来我热爱洗衣而一双手仍保持不错的质地，与我正确的方法论有关。 

准确地说，我喜欢洗完衣服，“整个世界干净了！”，那种感觉。很有成就感，很有满足感，技术含量又不高。晾晒衣服，整理衣服，都是我爱干的事，特别是积攒了一段时间以后。不过这种成就感需要肯定。这就是我结婚以后不怎么爱洗衣的缘故。 

结婚以后就买了洗衣机。这么说好象有点讲废话，谁结婚不买洗衣机呢？其实不然。我结婚的时候是在读研阶段，住宿舍、吃食堂，只不过是两个人一起住，一起吃，其它和单身没什么两样。那时钱少，也没有放洗衣机的个人空间，但我们硬是买了一台海尔自动洗衣机。为什么？因为我家小娄认为洗衣服是非常不重要的、耽误时间的、傻瓜式劳动，他不能理解我喜欢洗衣并以此向他示威的行动——你看，我为这个家庭做了多少奉献！是啊，那就是奉献，即使我喜欢洗衣，但并不代表我喜欢洗别人的衣服，并不代表我喜欢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洗衣——牛仔裤这东西我就不爱洗，可我家小娄那时整天穿牛仔裤。要是领情倒还罢了，但他不，他从来不会因为我们观点的不同而做出让步，而是创造出第三种观点——买洗衣机。 

我记得那时我找了无数个理由不愿意买洗衣机这东西，比如，放哪里呢？坏了怎么办呢？同学都来借怎么办呢？毕业了怎么办呢？那台洗衣机1000多块，对我们来说，还真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但最终，还是买了，小娄用自行车推了回来，放在他们系后面一间小平房里——那本来是他们放一台大机器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点空。 

水和电都是个问题。水的问题是有接水的地方，但是没有排水的地方。电的问题是有一个插座，但是功率不够大。又是在我的嚷嚷声中，小娄买了大概有20米的蓝色排水管，把洗衣机排出的水一直牵引到平房后面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之中。电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太复杂，我就选择性遗忘了。 

那台洗衣机质量真是好。我们用了三年，用集装箱托运，南京带到广州，又用了一年。放了两年，拿到小娄的工地给工人又用了一年，中间只修过一次。其实它本来还可以用很多年的，只是工人用的不爱惜，有泥沙的衣服也往里面放，直到它罢工，他们又回到用手洗衣的年代。它做了我们的实验品，让我们知道对工人的福利必须和管理放在一起，否则现在10台洗衣机也用光了。 

用洗衣机洗衣服就不太有成就感，尤其小娄的衣服里总是有发票、钞票等等莫名其妙的东西。我洗过他的钱，不下数几十次，都没有造成损失。唯有近年来发票渐多，有些很重要的发票不知怎么就没有了，这时候我的爱洗衣就成了罪魁祸首。小娄无数次发狠下令：我的衣服你不许动，要动就必须把每个口袋掏出来，掏三遍。但是我总是听不到。于是就演变成在我一动他衣服的当儿，他就爆喊：掏三遍掏三遍掏三遍！我的即时反应便是面一黑，把手中的衣服朝他种种一丢。 

我也试着对他的脏衣服视而不见，也曾经把一个专门的筐派给他盛衣服-那些经过了他的自我检查的衣服才能进这个筐。可是他和我都不长记性。我常常看见那些脏衣服就手痒，他常常就把未经检查的衣服往筐里一扔，其结果是：我没有办法在他看到的时候洗衣服，否则就是要听他在那里喊：掏三遍掏三遍掏三遍！ 

我到香港后洗衣服这件事基本就拜托我老爸了——我指的是洗小娄的衣服。我妈妈一到我家第一件事就是大扫除，洗衣服、洗床单、洗沙发垫、洗小块的地毯，这以后才能舒坦。但是她也怕碰小娄的衣服，因为此人面对任何都会喊。老爸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趁小娄不在家的时候洗他的衣服。这一招真灵，他的特点是看不到就天下太平。 

在香港我最爱做的一件事之一就是洗衣服，因为我有很多时间郁闷，而洗衣是我治疗郁闷的最佳妙方。自从我发现有人往滚筒洗衣机里面放波鞋——这个人是香港同学——入乡随俗，我把一切烦恼都放在洗衣机里解决。波鞋，凉鞋，小布包，双肩背包，行李包，电脑包……凡是能洗的东西我都想尝试一下能不能用洗衣机来解决。不过我还是有些心虚，怕人看到我的懒惰和没有公德——你洗过鞋的洗衣机别人如何洗内裤？我总是把不穿的T恤收集起来，把鞋子或者刷子放进恤衫里，两头用鞋带扎得死紧，带上足量的洗衣粉和滴露消毒液，午夜12点以后，直冲11楼平台，捡最靠近里面的一个洗衣筒——这个时候总是空的，开始我的洗刷大计。45分钟后洗涤完毕，我还会再投入一个洗衣币，把滴露消毒液也挤进去，让它再空转一轮。这样，我自觉这洗衣机已经重新做人了一回，可以吞下下一位贴身的床单了。当然，如果我也有床单要洗，我一定选这个洗衣机。 

你一定明白我为什么在小娄离开之后这么急着回到我那个小小的房间。我有太多东西要洗，都是他在这里的时候无暇顾及的。即便是有洗衣机，他依然认为洗衣是一项相当乏味、占据精力、而又不能被认可的无谓劳动——早上起床要干净衣服和袜子的时候，他从来不想它们从哪里来。于是我给他买了无数的上衣、裤子、袜子、内裤……真的可以用无数来形容，比如在香港我这个小小的房间就有他的数十件衣服，而他今年不过才来了两回，每次住不到两个星期。我曾经给他重复地买同一款的裤子、差不多的上衣，目的只是保证一个星期不洗衣也有衣服可换。这样等他走了，我的工作就开始了。我把收音机打开到BBC的位置——它总是停在那个频道，泡上一杯香茶，换上舒适的睡裙，就开始左一件右一件的收他的和我的脏衣服——他们随便地躺在桌子上、书架上、飘台上、椅背上……你可想而知整个房间有多么杂乱。就这样，就在这一刻，我才觉得我是这个空间的真正主人。 

女人要做一件事有多么难，不管这件事是她发自内心想要的，还是她不得不履行的。一个背包也有它的社会性别，家务这件事承载的东西就更多了。我已经不知道我的喜欢和委屈里面，哪些是与生俱来的，哪些是被社会塑造的，哪些是我极力想争取的，哪些是我自我安慰的。走神的时候就想这些琐事，万种滋味在心头啊。

Anna刚生完小孩时说——家里要有一张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桌。

Yu采访的夜总会大姐大说——想往地上扔垃圾就扔垃圾。

墨尔本上街游行的女人说——12点以后也敢单身走夜路。

我说——洗衣服被当成是一项重大的、创造有型价值的、被尊重的劳动。

 

 

 办公室的门锁不灵了。每次外出锁门，我们需花全身力气轮圆小臂，一试、二试、三试，要是刚刚游泳回来，那门一准撞不上。有一天早上我们发现门没有锁，怀疑夜里进了小偷，后来才知道是同学甲实在关不上这门，便一走了之。 

这两天系里来人整理东西，我忽然想起这门锁，便给他们说了一句。没过一个小时，两个修锁师傅来了。待我连比带划讲清门锁状况之后，其中一短小精悍的师傅，便拿出一条像吸管一样的东东——吸管里全是油，就那样蘸了几下，奇迹发生了——关门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胳膊了，你打开门走出去，那门便借着惯性跟你荡过去，无声无息，关上了。伸手拧拧，上了锁，绝对安全。 

生活顿时变得美好，就因为这一点点的便利。 

我老公总是疑惑我为何不愿意呆在广州家里写论文，而喜欢泡在港大的办公室。在港大我的势力范围就是位于一楼对着窗户的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月2500港币租来的12个平方的宿舍。在广州呢？好像那100多个平方都算我的天地。可是我偏偏在家里坐卧不宁的，除了饭菜好吃些，其他一切都让我觉得不便。上网速度慢，而且要和老公共用一个网线，你用的时候他不能用，他用的时候我不能用。要是进港大图书馆的资料库，我还要注册我的用户名和密码。打印资料？家里有三台打字机，但都放在我不方便用的地方。每次打印我必须搬离我的笔记本电脑，连上打印机的线，放上打印纸，重新设置电脑里的打印机类型，然后开始打印。就是这些程序，大概每次使用的时候不过多耽误我几秒钟的时间——我常常把大块的时间用在逗猫玩火者看电视连续剧上了——但这几秒钟的时间足以让我觉得严重不便，足以让我抱怨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是啊，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港大我这个固定的位置上，我想什么时候上网就上网，速度快的比我的手指快很多，想用什么资料一按鼠标，那边吱吱吱吱打印机就往外吐了。就这几秒钟的方便让我明白什么叫做幸福。 

据说男人和女人不同，男人更关注事业的发展、责任的强大，女人则注重生活的便利、自由和舒心。据说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到了国外总惦记着回国发展，而女人们则乐不思蜀。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有这个印象也是从网上的帖子里得来。不过我老公和我的经历好像可以印证这样的说法。比如我到了香港就把香港夸得像花儿一样，到了澳洲就把澳洲描述成天堂，而我老公随着我转悠了这两个地方，和我得到的结论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香港除了住房紧张没有什么优势，澳洲除了地大物博没有什么让人向往。所以等我再想向他灌输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说：“骗谁呢？我又不是没去过。你总是把你的外环境往好里说，那是因为你的内环境不行。”他认定了我只不过想往自己脸上贴金，以夺取家庭内的话语权。 

门锁事件再次令我想到男女有别的问题。我在广州的家门锁也坏了，关得不好就会整个掉下来，然后你在整个拾起来给它装上去。这不影响它的使用，因为它是一套非常漂亮的、坚固的门锁，你只须小心不要把它整个剥离。我打电话给小区管理处，收拾一下50元。老公觉得这50元花得太没有必要——我们一个月还要交200多的管理费呢，还有房屋维修基金，怎么弄个锁还要这么罗嗦？于是他就自告奋勇修了几次。然而那门锁还是要掉，尤其是我关门的时候。老公不去检讨自己的责任，反而每一次都会说：“左左左！我告诉你多少次了，怎么还不会关门？笨！”这样说的结果是我总是一出门就往旁边一闪，等着他来关。 

很多时候我希望自己活得像个傻瓜。比如说，不会关需要任何技巧与力气的门，用全自动洗衣机和烘干机，所有开支银行自动转帐……谁让女性总是担任着管理生活的角色却从中得不到任何看得见的报酬与肯定呢？本来这些事是傻瓜都能完成的——如果你处在一个越来越发展的社会，偏偏很多时候你要把时间和智慧浪费在这些琐事上——如果你处在一个相对不发达的社会，当然你会比所谓做大事的男人们更容易感知哪一个社会更让你如鱼得水。

（一倩说：不是性格决定命运，是理想决定命运。于是我决定继续博。我的理想是——嘿嘿，实现了再告诉你。

鬼妹的意思是年轻女老外。广东人喜欢这么说。我觉得挺有意思。不是歧视阿。

关于暴露让女性更有权力还是相反，我下一次找个时间写一篇长的。因为这是我的研究范围阿！

我还是觉得写论文挺有压力的，并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不过我也找到了若干种方法对付它，积极的和消极的。易中天说，人生最后的结果就是死，意即我们要享受这一刻。我又找到了理论根据，谁说我不行我跟谁急！）

 

我都想停博了，偏偏小辫儿问：“为什么你就总能写出那么一大篇一大篇的东西？是不是与你的研究有关？你的研究就是从个人的体验角度出发的。像我做的这个研究吧，社会政策，太大了。” 

我的导师说，永远不要回答“是”或“不是”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通常都会说“是”，然后在思索“不是”。像小辫说的，我的研究受了所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比较强调个人经验。这会让我在表达上容易一些。“个人经验”意味着离你最近的经验，最熟识的领域，不管怎样都能找到话头。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可以对小辫的问题回答“是”。 

可是话语表达，或者说对话的空间，并不仅仅是由话头决定的。学术领域，历史上（或者现在仍然是）由宏大叙事把守，这就是学术权力的问题。学术权力和现实中的权力是一体的。不说别的，就说社会学在文革之后重新建立，行政的权力多大啊，不过是向着开放、民主、多元的方向，自然就成了好事。各大学的社会学系深知自己的责任所在，以作政府的智囊团为荣。市场调查也是一个很大的方向。这两样责任都容不下“个人经验”，尤其是女性的“个人经验”唱主角。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进城民工适应性研究”，其实那几年我见了民工都会躲着走。 

西方的女性主义怎么进入中国成为所谓的“显学呢”？以我的个人经验，这里有“西方学术为尊”的原因——社会学本来就是从西方来的，我们读书时的教材基本就是西方原著编译——让人看不明白的编译。教授大谈自己去西方讲学的经验。讲师在黑板上写英文名词以证自己的真才实学。有个女同学侥幸拿到杜克大学的offer，就成了好几级同学传说中的偶像。那时还不兴用英文写论文，因为实在是距离太远，可是能在论文下面的参考文献里用英文标出原著出处，定能让人刮目相看……西方学术界发生的一切我们怎能无动于衷呢？不是拿来主义，是搬来主义。女性主义就是这样给搬过来的。 

当然也是市场需要。这里的市场是改变了的社会。一些现象一些人物，你用原来的理论——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只是一些说教，像“失节事大”之类的——已经无法解释这个社会，那么，学者、文化人、传媒人、甚至只是一个喜欢在朋友圈里发发评论的人（就像我），能不如饥似渴寻求一些新的分析工具、思想来源吗？女性主义就是这样被我们接受了——很简单，它有用，不管它有多少种，我们最起码知道，女性主义要女人说话，要“无关紧要的人”说话。 

社会政策说起来里我们的生活就那么远吗？错！远的只是社会政策领域里的话语权。他们早早地占据了交椅，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理论、方法论、做学问的框架，都给你在那里摆好了，不用你做个人思考，自然也用不上你的“个人体验”。女性主义暂时不会被引入，因为改革还没有必要。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政策”与个人体验之间有鸿沟。但凡人创造的东西，不都是由人的个人体验而来吗？不过有人想神化一些知识罢了。记得刚到港大时，听导师的课，每次她的讲稿上都有我们看不懂的名词，偏偏她从来不事先把讲稿给我们看。课堂上又总是启发性提问，我常常就是凭着猜中国象形字的功夫猜那些英文词的意思，再加上听其他同学的尝试性回答，还有对导师这个人的理解，看课堂气氛及老师的表情——所谓察言观色的本领全用上了。结果呢？对那些词居然也猜得八九不离十。以后用到了，再去翻书翻字典，省了不少功夫。

导师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什么是basic 的knowledge？我们的沟通一定要建立在Basic 的knowledge之上吗？”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所谓Basic knowledge，也是要看对话的空间和双方的诚意。比如在我们的那些课上，basic knowledge就是你来了，你参与了，那么你一定有你的说话空间。那是导师苦心孤诣创造出的轻松对话氛围——我以为那是接近理想的对话氛围。这也是我一度迷恋导师的原因。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旗帜之下，我们每个人的个人体验，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沟通的basic knowledge吧。你的老板非要你掌握了他那一套才能说话，这样他就省事多了。其实我们哪一天不在体验社会政策呢？我们能到香港来念书就是社会政策的结果之一。